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對全球超過100個國家的產業市場份額及競爭力指標進行分析，中國同樣位居全球首位。

　　但是，發布方反而更多談到中國制造業面臨的“困境”。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認為，“中國制造”面臨資源環境和成本上升的巨大壓力，產業利潤率明顯偏低，甚至有“去制造業”或“去工業化”的惡性循環傾向。

　　溫州就是個典型的例子，這個曾靠制造業迅速崛起的地區，因為遇到產業升級的“天花板”，反而落入融資泡沫的陷阱中。

　　事實上，“中國制造”在全球范圍內的崛起所遇到的難題，遠遠比那些簡單的數字更復雜。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江涌認為，中國制造在巨大的成就背后，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英、美、日在充當“世界工廠”角色的時候，基本掌握國際分工的主動權，國際資源充足而廉價。“美國制造”和“日本制造”是建立在每桶只有幾美元的廉價石油基礎上的。而中國卻遇上了油價從每桶幾十美元飆升至一百幾十美元的時代，油價高企成為常態。

　　另外，中國在鐵礦石貿易的談判中，總是被資源壟斷巨頭聯手盤剝，導致目前中國鋼鐵業面臨全行業虧損的威脅。

　　再有，入世以來，“中國制造”成為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攻擊的頭號目標。中國已連續15年成為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2009年全球35%的反傾銷、71%的反補貼案件涉及中國。

　　江涌稱，在國際競爭中角逐，昔日作為“世界工廠”的英、美、日等國處于國際分工鏈的高端，擁有近乎傲視群雄的地位。然而，今日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中國，不僅需要“瞻前”，而且還要“顧后”，前面有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與技術鴻溝，后面則有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低成本地區的“追兵”。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帆表示，當下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是粗放型的，出口增長主要依賴低價格和數量推動，產品加工程度低，附加值小，缺少名牌。而越是這種低端狀態，越容易受到挑戰。

　　目前，中國制造在關鍵生產環節與核心部件上技術落后，裝備水平低。鋼鐵、有色金屬、石油化工、電力、煤炭、建材等15個行業，技術水平普遍比國際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比如，即便在傳統支柱產業紡織業上，中國制造面臨“初加工能力過剩，深精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最終產品少、出口產品以量取勝”等問題。

　　再比如，中國“鋼鐵產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的設備屬國際先進水平。寶鋼、鞍鋼、首鋼和武鋼四大集團，銷售額的總和只有新日鐵的63%。

　　楊帆稱，反映一國制造業能力的關鍵是國家設備(裝備)制造業。但受到外資和進口設備的嚴重沖擊，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設備投資有2/3依靠進口，其中光纖制造設備的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設備的85%，石油化工裝備的80%，轎車、數控機床、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是進口的。

　　他認為，從一般勞動密集型升級到熟練勞動、資本密集，再到技術密集，中國在產業升級路徑上繼續發揮比較優勢，但目前“遇到國際資本的技術品牌壟斷”。“我們通過對中國7個產業(程控交換機、數控機床、芯片、軟件、鋼鐵工業、轎車)的技術創新戰略研究發現，合資外方給我們的技術，總是成熟期、開始衰退的技術”，因此，“以市場換技術，很難培養自主開發能力”。

　　“中國制造”的得與失，要放在全球經濟格局中觀察，這甚至不僅僅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事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賈根良認為，金融危機爆發讓人們意識到，世界經濟是壟斷在跨國公司手中的，它通過“兩頭通吃”的方式，把絕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壟斷資本手中：一方面，跨國公司以“賣主壟斷”排除了在最終商品市場上的競爭;另一方面，它同時在生產者市場上創造了“買主壟斷”，迫使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產品不斷被壓低。

　　這個循環的結果是：技術進步的成果基本上都以利潤形式，轉移到世界經濟中作為“中間商”的跨國公司手中，這不僅沒有增加發達國家消費者的真實購買力，也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農民收入長期停滯甚至下降。這意味著，“中國制造”雖然干了很多活兒，但中國勞工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收入。

　　他說：“跨國公司不僅造成了發展中國家，而且造成發達國家的內需嚴重不足，是資本與勞動之間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的重要成因。”

　　只有“血拼科研”，才能掌握未來

　　對任何國家來說，真正的財富創造要靠制造業。

　　江涌認為，美國制造業雖然仍很強大，但從金融危機的教訓來看，他們的社會精英都活躍在咨詢、會計、金融、企業并購和媒體等部門，而技術創新缺乏人才儲備，工程師們被邊緣化，使得制造業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從而導致“生產力日趨萎縮、科技創新日趨衰弱、經濟引擎日趨乏力”。這樣，泡沫化的經濟會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不用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就可以賺大錢、賺快錢”，從事制造業的人，紛紛“棄實務虛”，直接去搞“以錢生錢”的資本游戲。

　　這正是“中國制造”需要嚴加防范的“腐朽”傾向。

　　楊帆也認為，中國經濟轉型關鍵是能夠控制住房地產泡沫，使過剩資本和產業資本能夠用于技術進步，而不是進入泡沫經濟。

　　他表示，中國正處于重化工業中后期階段，有龐大的投資需求，鋼產量是主要標志，從1949年30萬噸增加到現在的6億噸，而美國一直在1億噸徘徊。但中國鋼鐵存量只有美國的50%，數年之后存量趕上美國，鋼產量和經濟速度都會降低。

　　“說中國經濟速度逐年下降并沒有錯，但這是與經濟結構調整、效益和質量提高同時進行的，并不意味著經濟有問題，”楊帆說，“相反，速度不下來，結構不改善，才是問題;泡沫經濟崩潰使國內經濟增長速度突然下降，才是大問題。”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殷醒民認為，雖然進入新世紀后，中國制造業追趕美國的速度很快，不過從勞動生產率(人均制造業增加值)上看，中國同美國還有很大差距，2007年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5。這主要是由技術水平決定的。

　　其實，就產值規模來說，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并不稀奇，關鍵在于技術水平及相應的利潤分配，“中國制造”遠遠達不到“美國制造”的地位。這個結論，只要看看蘋果手機的產業鏈分布就很清楚了。

　　“中國制造”不能被世界第一的虛名所累。從1990年代IT產業革命開始，美國的確讓出了利潤越來越低、競爭力越來越差的中、低端制造業，但是在能夠獲取最大化利潤的高端技術、專利、軍工、標準、品牌、設計等領域，“美國制造”還是留在了本土。今年以來，所謂“美國制造”回流，也多是高端技術、高利潤制造業。

　　中國船舶工業綜合技術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宋曉軍稱，“通俗地說，中國制造業的優勢，主要在于他是全能選手，而其他國家，除了美國之外，多多少少都有點兒殘疾。”他認為，這也決定了中國這名選手，要完成的技術動作，“難度系數”最高，所以必須“血拼科研”!

　　楊帆說，“有人反對自主開發，理由是投資太大，不如合資，實際上中國在開發方面很有優勢”。據他調研，蜂窩式移動電話國外開發用8億美元，中國用7000萬元人民幣;國外開發程控交換機用1億美元，中國用1000萬元人民幣;“長三甲”火箭開發費用，中國也為國外的幾十分之一。

　　這意味著，中國的人力資本費用低和“后發比較優勢”，應該體現在技術和研發層面。中國必須在以國防產業為核心的“超級產業”下大功夫，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電子等。

　　他表示，中國制造可以走“兩條并行不悖的道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加速目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同時，利用國家力量支持大企業，長期扶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