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曾說“人們為了生活來到這個城市，為了更好的生活而居留于這個城市”。這段話形容的就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和實質，不管是從地域上還是階段上來說，城市化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一定階段中出現的一種居住形式。因此，城市化過程與人最直接的關聯就是人們賴以工作、生活和娛樂的城市和建筑空間的發展。

　　而在當今社會，城市地少人多的矛盾日漸突出，特別是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數量龐大，但城市用地面積又相對有限的國家，高為提升建筑容量提供了一種可能，于是建筑正在不斷向高空發展，伴隨城市化的腳步接踵而來的便是一片片林立的超高層建筑群。

　　由此，我們已經預見到，發展超高層建筑已然是城市化進程的一種趨勢，甚至可能是解決城市問題的一種必然。而究其更本質的原因，更是觸及到城市容量、經濟增長、人聚環境、綜合解決能源分配等各個問題。縱使超高層具有節地、提高容量、帶動區域的經濟價值，以及創造地標等諸多優勢，但依然有許多令我們擔憂并需要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能源消耗，以及城市帶給人的心理感受和歸屬感等，始終是被關注的重點。

　　是越高就越好嗎?超高層建筑僅僅是城市的地標嗎?超高層建筑應該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帶來些什么?超高層建筑能為城市的節能環保和可持續性發展貢獻些什么……帶著這一連串的思考，飛利浦照明率先將持續推動技術創新并帶來有意義的照明解決方案的目標聚焦于超高層建筑照明的發展上。

　　奏響“交想會”的前奏

　　4月11日，飛利浦照明將聯合中國照明學會室內外照明專業委員會、中國建筑節能協會綠色照明專業委員會等，獨辟蹊徑地從室內外照明的嶄新視角，于深圳音樂廳開啟“超高度.新深度——飛利浦超高層建筑空間照明設計”“交想”會，匯聚來自開方商、建筑師、照明設計師和行業協會專家們的思想智識，在光的指揮下，奏響跨專業共同討論超高層建筑空間發展的“交想會”。

　　在建筑和照明設計領域，來自維思平(WSP)建筑設計事務所主設計師、董事陳凌、美國注冊建筑師LEED AP，Adrian Smith & Gordon Gill Architects中國區總監羅為為、LDPi中國區負責人丁平三位觀點犀利，高潮迭起，為“交想會”譜寫了“前奏”組曲。

　　發展超高層是今天中國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引擎

　　超高層建筑正是城市化進程的必然趨勢嗎?除了解決城市空間和人口增長不協調的問題以外，為什么我們今天的城市在大力建設超高層建筑?

丁平 LDPi中國區負責人

　　丁平： 我本人特別不喜歡城市化向空中發展，包括馮侖寫的《理想之門》中提出的縱向發展的城市社區理念——在社區里幾層是住宅，幾層是辦公室，幾層是農田，所有橫向城市里該有的都變成豎向存在的方式。第一，我很懷疑這種模式;第二，我覺得這種缺失感是沒有辦法彌補的。在國外，我們看到西方社會已經那么現代了，但是他們過的生活還是這么“原始”，甚至還有社區的集市、聚會、音樂、草莓節、啤酒節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這些紐帶緊密聯系在一起。回憶我們住在平房時的年代，鄰里鄰居平時會打招呼，經常在一起寒暄??這是一種自然的生長狀態，而我們現在的高樓大廈則把人禁錮在一種不太自然的狀態中， 帶來越來越難以彌合的缺失感。從建筑燈光的角度來說，當我們站在建筑的屋頂上舉目遠眺的時候，城市星星點點，從東四環看東三環，林立的大樓和燈光相應成趣，很漂亮;但是，實際上到了最后，我們發現，我們只能去觀賞，而不能去體驗，去觸摸，去跟它們發生交流;這會更增加我們在這個城市中的疏離感和缺失感。也許燈光設計師會說，那是“我的作品”，但對于每天穿梭于地鐵的大多數城市人來說，這個城市星星點點的燈火和高度帶來的一切繁華，似乎都與自己沒有關系，這種疏離感成為今天城市化發展的一個事實。

陳凌 維思平(WSP)建筑設計事務所主設計師、董事

　　陳凌：建筑設計首先是城市設計，所以一定是放在整個城市的范疇中進行設計。其次，高層和超高層在專業上實際是兩個概念，但我個人覺得不一定要局限于超高層，因為重要的不是高度，而是一個建筑的實際容量。我們追求的城市是高容量、高密度的，就必然會產生高建筑。中國城市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它的容量太小了，因此城市必須通過提高密度來緩解壓力，而不是一味地征地，進行橫向擴張。中科院的研究體系規定中國城市基本上每平方公里容納一萬人，大小城市會略有不同，然而這個密度實際上是很低的。在城市化進程實施起來后，尤其是以目前這種土地采購、土地擴張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在無限擴張的同時又沒有被填滿，建筑的分布是疏散的，這對土地的浪費是很明顯的。雖然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一萬人，但是它甚至還沒有超過1949年——1949年的時候北京老城二環以里每平方公里是2萬人，也就是說我們建設了半個世紀，從一層、兩層到現在的百米高，樓雖在不斷加高，但是平均每平方公里所容納的人口數并沒有增加，這就是所謂的“偽高層”，對于城市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我們需要從城市容量去看待建筑的高度。在我們的建筑實踐中，我認為發展高層或超高層是一個趨勢，亦是一個必然——必須通過建高層建筑來提高城市容量，當對容量的需求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就必須通過建筑的高度去實現。

　　一個城市需要行走，我們行走的自由不能被機動車所綁架，城市生活的美好更不能被經濟所綁架。所以，我們需要高容量、高密度的高層建筑組成的城市，在這樣的城市里人們可以行走。要實現可行走的城市，首先，我們需要把城市密集起來，先是把用地收縮，讓人集中在一起，然后就是交通。在行走城市里，人們在高層建筑的地上街道行走，從而使這里有機會容納一些小型的商業，即微觀的經濟生態而不只是一些壟斷的宏觀性的大型社區。高層建筑是城市中的一種形式，它有利于形成一個高密度的城市。或許高層建筑不是唯一的形式，還有其他的答案，比如圍合式建筑。像歐洲密度也很高，大多都是六七層的房子，它有一個特點就是房子都是圍繞街區所排布，有很多東西朝向的房子，可能它的日照時數沒有那么好，但是這種圍合式使得提升城市空間容量獲得可能。無論哪種形式，其核心就是，我們不需要再去擴張城市，占有更多耕地，這反過來作用于整個城市的結構優化。然而很多的“偽高層”、“偽空間”存在于我們生活的城市中。比如，一些著名的建筑，在樓與樓之間做了空中街道，但實際上是一個偽的空間社區，因為它所營造的空間不被人使用。從這一點來說，我們既不要建偽的、不能被人去使用的空間，也不要建那種只有高度、只可被人欣賞的偽建筑，而是應該根據實際需求去設計，去建造真正讓人能夠聚集在一起、獲得分享的空間。

羅為為 美國注冊建筑師LEED AP，Adrian Smith & Gordon Gill Architects中國區總監

　　羅為為：超高層建筑不僅是中國城市，也是世界上所有城市化發展的引擎。我所在的事務所AS+GG真正進入超高層建筑設計領域，是從芝加哥的航海塔開始的。這是一個綜合體項目，包括居住、辦公、商業等功能，本身比較好地覆蓋了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還把周邊地塊的價值提升了。不管是在美國，還是中國，或者迪拜、沙特等地，當政府要開發一個新區，或是提升城市或國家形象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超高層建筑，并且在超高層建筑的投入也是很大的。同時，一個超高層在建立的時候，你是不會想像在幾十年以后它會被拆掉。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一種政治決心。因此，當它開始被設計的時候，就被投資的人、使用者投以很大的信心。我們看到實際的案例便是浦東的金茂大廈;最近，迪拜塔在迪拜的效益也是非常顯著，它的建成使得周邊的價格持續不斷增長，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實質性的意義。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比如，吉隆坡的雙子塔，臺北的101等，都對當地經濟起到提升的作用。

　　談到經濟效益，有些人可能會問，建筑師的設計工作會不會和超高層的經濟模型扯上關系，或者說建筑公司會不會入伙超高層建筑的開發?誠然，一棟大樓對投資和回報是需要進行計算的。通常情況下，超高層建筑前幾年的運營都是不賺錢的，開發商需要拿其他土地開發其他項目，或者利用超高層建筑提升地塊價值和物業價值，以平衡前期的投入;甚至超高層建筑更需要依靠政府的行為來推進。因此，讓建筑公司入伙做超高層建筑的開發，對于整個經濟利益的計算是算不過來的。至于建筑師會不會將經濟模型考慮進設計中，一般來說，經濟模型是由業主來考慮的，超高層的經濟模型具有大的工程框架， 不可能簡單地通過設計去顛覆它的工程模式。而設計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要控制最終的成本，包括后期的運營成本等，這就涉及到對節能的考慮，以及室內空間的舒適度，從而吸引企業的進駐，以增加資金的有效性等。所以，對于超高層的建筑設計，建筑師需要考慮的是在一個大的跨架結構中盡可能地縮短它的回報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