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物流具有專業性、合同導向性、長期性和綜合性特征，物流企業必須與顧客建立緊密的合作與信任關系，深度嵌入顧客企業價值鏈，才能為其“量身打造”高效優質服務，達到“雙贏”效果。所以說，誠信經營和良好的信譽是第三方物流業持續發展的根基。鑒于當前我國信用中介服務業發展的滯后，第三方物流企業信用信息的獲取和傳遞渠道不暢，交易雙方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從而為物流企業的信用缺失創造了前提，造成極惡劣的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社會各界要求加強第三方物流信用治理，重塑物流市場新秩序的呼聲愈發高漲。

信息不對稱催化信用缺失

信息不對稱有事前、事后之分，由此引發了兩類機會主體失信行為：逆選擇指物流合同簽訂前，由于需求方缺乏對潛在供給方信用、成本及服務等相關信息的了解，有可能被劣質企業的虛假宣傳所迷惑并與之簽約；道德風險則是物流合同簽訂后，由于需求方難以對物流企業的服務過程進行全程監督，于是供給方就有可能理由其信息優勢降低服務質量，侵害顧客權益。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對稱的，也就沒有商業欺詐和信用缺失的空間了。

信息不對稱不僅為部分物流企業的失信行為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更使得其負面影響嚴重擴大化，造成極其惡劣的后果。這是因為，部分企業的信用缺失將會降低需求方對整個物流行業成信度的預期，從而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去搜尋供應商的相關信息，甚至不得不冒險與根本不了解的供應商簽約，而此后支付的高額監督成本和供應商違約導致的間接損失更是不可估量。

根據《中國現代物流發展報告（2006）》的調研結果，在未采用第三方物流服務的工商企業中，擔心物流供應商存在信用問題導致商業機密泄漏或物流作業失控是他們放棄物流外包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見，信用缺失嚴重阻礙了第三方物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加強信用治理，重塑物流市場新秩序已迫在眉睫。

信用治理機制存在局限

在市場經濟中，要規范信用秩序、治理經濟主體的信用行為，即可通過市場機制，即企業自發行行為，也可借助政府、行業協會組織等外部規制力量的干預。但無論是市場機制，抑或外部規制力量，在治理失信行為是都有其發揮作用的有效“邊界”，此“邊界”之外則存在種種局限性和潛在“失靈”的危機。

首先必須認識到，市場機制的信用治理作用在特定環境下會出現“失靈”。虛假廣告和夸大宣傳混淆視聽，即使是信譽差的劣質企業也可通過散布欺詐性信息自我偽裝，誘騙顧客；物流需求方提出的違約處罰條件如果不夠嚴厲，則難以對劣質企業形成有效震懾，但若過于苛刻，則一些誠信企業也可能被嚇走；對于一般的道德風險和由此引發的失信行為，如物流企業懶惰、懈怠，致使服務質量下降達不到合同約定，收益分成條款的激勵相容機制還是非常有效的，但對于一些更為嚴重的道德風險，如出賣顧客的商業機密以換取高額報酬，如果仍期望借助分成就不可能了，因為此時的激勵成本過高，甚至超出了物流服務本身的價值；長期企業的激勵作用也是有條件的，必須保證物流企業的預期年投資收益率足夠低，否則他將更愿意采取毀約失信策略，謀求短期內的高收益用于其他投資。

市場機制在信用治理方面存在“失靈”為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的介入創造了理由。

然而，無論是在信用立法、其他相關規則制定，或是信用執法過程中，企業都有充分的動機和激勵去游說、賄賂規則者，力求使新出臺的法規、規則對本企業有利，或是逃避嚴厲的處罰。而我國的行也協會組織是典型的“垂直發展模式”，其特點在于試圖建立政府與社會合作式官民協調的宏觀管理模式，強調政府推進建立行業協會。在這種模式下，協會組織很可能被政府控制，成為政府的附屬物，不具備獨立的管理和規則能力，而政府規制者的決策失誤和規則方式、手段的低效率也將直接感染協會組織。

需要合同治理與外部規則相結合

鑒于市場機制和以政府、行業協會為代表的外部規制力量在企業信用治理方面均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比較理想的第三方物流信用治理模式應該將物流需求方自發的合同治理行為與政府規制、行業自律相結合，根據其各自的特點確定“有效作用邊界”，著力克服和緩解五六市場信息不對稱，約束物流企業的信用行為，同時最大限度遏制治理機制的“失靈”。

合同治理。物流需求方通過制定激勵性或處罰的合同條款，可以促使“自利”的物流供應商在“自愿”的基礎上選擇守信行為。應該說，作為企業主體的自發行為，合同治理是最具有自由市場經濟特性的信用治理機制。但合同治理在遏制機會主義失信行為方面具有條件性，因此在引入外部規制力量干預的同時，物流需求方還需特別注意以下幾點：1）注重對西方契約理論、激勵理論最新研究成果的學習和實現應用，積極借鑒發達國家物流業中標準合同范本的制定思路和適用條款，提高合同設計技巧；2)在合同簽訂階段,盡可能訂立周密的合同條款,對服務的各個環節、作業方式、作業時間、服務費用等細節作出明確界定，以便于事后爭議、糾紛的解決；3）在合同具體執行階段，還應建立服務跟蹤制度，在明確合作各方工作任務的基礎上，根據合作目標制定完成各項任務的規則和要求，并按照相應標準適時評估物流供應商的工作績效，當供應商不能履約或服務質量不能滿足要求時，應及時進行協商改進或終止合同，避免事態惡化造成嚴重損失。

政府行政規制。鑒于政府規制者在行業運營及業內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缺乏“專業知識”，與物流企業間存在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加之其可能被產業“俘虜”的潛在危機的存在，使得公眾對其信用規制的有效性和公正性提出質疑。從國外政府規制改革和發展情況看，喝多原本由政府規制機構承擔的職責已經向行業協會轉移，放松政府規制與加強行業自律成為并行的兩大趨勢。為此，在第三方物流信用治理過程中，政府規制者應充分發揮物流業協會組織的種種優勢，在保留立法、制定規則、行政處罰等基本職責的同時，將部分日常的信用管理基本職責下放行業協會，并對協會組織信用規制的公正性予以監督。

物流協會組織自律。相比政府而言，物流業協會在行業運營及企業內部管理方面具有明顯的“專業知識”優勢，更有條件成為“最直接的規制者”，即政府監督下的法規、規制協助制定和貫徹者、企業信用行為監督者和失信行為查處者、企業信用信息的搜集、甄別和公布者，及企業信用等級評定者。憑借其特有優勢，物流業協會的信用治理職責理應包括如下幾點：1）積極倡導“誠信”理念，對業內企業進行信用道德宣傳、教育，逐步樹立以信用為核心的行業信用管理處罰條例、制定物流業征信及信用等級評價阿規則等相關規則提供合理化建議；3）依據相關法規、行業規章對物流企業的日常信用行為進行監督，接受工商企業及普通消費者的投訴，協助政府規制者進行調查、懲處；4）憑借業內威信，具體組織和定期開展針對物流企業的征信與信用等級評價工作，依據相關法律、規則公開和有效傳遞物流企業信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