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祖泉辭世翌日，文匯報記者寫道：抗戰時期，年僅16歲的他就到中法藥廠(延安制藥廠)玻璃制造車間當學徒，生產玻璃藥水瓶。在那里，這個玻璃工一干10年，其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學的周同慶教授、方俊鑫先生承擔了國家研制X光管的任務，他們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術的助手，點名要了蔡祖泉。3個月后，藥廠少了一個玻璃生產工，而中國的電光源事業多了一位開拓者。我把這段文字粘貼在MSN上，發給了周同慶教授的兒子，他十分感慨，既為文匯報忠實地記載歷史，也為技工成長為專家的特殊經歷。他說，那時技工的水平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如今去哪里找當年的蔡祖泉?

　　這句話讓我突然記起社會學家鄧偉志先生的一篇文章《每當見到蔡祖泉的時候》，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天底下只有一個蔡祖泉嗎?當然不是!在我的記憶中，工人成為工程師、作家、理論家的很多。實踐第一線是升華出理論的快車道。實踐好比畫龍，升華就是點睛。沒有畫龍，難以點睛;畫了龍以后，便是一點就通，一點就亮，一點就活。但是，過去能培養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說得精彩，問得卻教人沉重。

　　可以想象，假如當年的玻璃工蔡祖泉沒有高超的技能，兩位教授不可能選中他當助手;而假如沒有日后在實踐中的勤奮學習刻苦鉆研，他又怎么可能成為專家、教授?但是，他的起點畢竟是在技工。而技工對于企業的生產流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然更是愛迪生們出發的起跑線。

　　讓人扼腕的是，這條起跑線的被冷漠、被歧視，甚至被拋棄，已然是不爭的現實，其直接后果便是技工荒的出現，尤其是高級技工捉襟見肘。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有技術工人約7000萬人,高級技工僅占技工總數的4%,這與發達國家高級技工30%至40%的比例相去甚遠。其中原因不少，既有人們觀念上的誤區，也有政策導向的失誤，還因高校擴招致使職業教育遭到擠壓，呈日趨萎縮狀。而持續經年的技工荒以及產業工人素質的低下,則直接影響了我國的產品質量、技工實踐轉化為技術的能力,并最終阻礙產業結構調整和產能升級。據統計,由于技工缺乏,我國目前企業產品平均合格率僅70%,每年因不良產品造成的損失近2000億元。難怪同樣品牌的商品，國內組裝的質量就是不如原裝。

　　一邊是一線生產技工大量短缺,一邊卻是大學畢業生等待就業，這樣的強烈反差難道不耐人尋味么?蔡祖泉離去之際，讓我們在回溯這位了不起的工人科學家的足跡時，更深刻地反思我們的人才觀、價值觀、教育觀、就業觀，從而立志打造一個有利于明日的蔡祖泉成長成才的體制機制。若此，蔡祖泉也將笑慰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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