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汲取美國的教訓。美國是20世紀以來全世界使用包括出口管制在內經濟制裁手段最多的國家。在1914—1990年間的116起國際經濟制裁中，美國主導的就有77起;在冷戰結束后至2007年新增的80多起制裁案例中，美國參與的就超過60起，涉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

　　濫用貿易制裁工具令美國蒙受了多方面損失，不僅冷戰后經濟制裁頻發與西方標榜的“民主自由的勝利”背道而馳，把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打成經濟制裁受害者，更嚴重違反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嚴重損害美國自我標榜的道義形象“軟實力”，而且實質上將美國自己放逐于許多有利可圖的市場之外。

　　有鑒于此，我們只能在充分考慮以下原則問題的基礎上有節制地運用這一工具：

　　第一，確定最終目標。就釣魚島爭端而言，我們要考慮的是，我們現在若拿日本開刀，要實現什么目的?事情做到哪一步截止?

　　第二，防止制裁推動對華現實、潛在的敵對國家抱團結盟遏制我國，特別是要防止斗爭和制裁成為霸權國家直接干預和組織反華統一戰線的契機。就釣魚島爭端而言，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確保拿日本開刀后起到威懾作用，又不至于推動周邊國家投向美國懷抱?

　　第三，防止制裁和斗爭成為霸權國家直接軍事干涉的契機。就釣魚島爭端而言，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確保美國不直接干預相關爭端?畢竟，世界第一、第二大國在沒有直接領土爭端的情況下貿然兵戎相見，不僅是對兩國本國不負責任，也是對世界不負責任。

　　第四，怎樣把握分寸，保證我們適度運用經濟手段震懾對手而又不至于對國際經貿秩序造成太大沖擊，保證中國經濟制裁對國際經貿秩序的一時擾動能夠換來時間長得多的穩定，保證別國對華經貿不確定性不至于升高，保證我們絕大多數貿易伙伴仍然愿意對華貿易?

　　第五，如何把握分寸，保證我們的經濟制裁對我國自身經濟運行干擾最小化?

　　具體到中日經貿中，日本對華出口以中間投入品和生產設備居多;而且，由于日本在全球先進制造業領域占據著關鍵中間投入品和生產設備主要供應者的關鍵地位，這種地位在汽車、電子等產業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從日本進口的大部分產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貨源，不少產品甚至目前完全沒有替代貨源。去年日本大地震之所以在全球電子市場引發重大震蕩，根源就在于此。

　　在這種情況下，抵制這部分進口日貨，必然讓我們自己的產業、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業蒙受重創。只有在我國上述先進制造業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在這些領域抵制日貨才不會損害我們自己，反而助力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

　　總體而言，中國制造業和出口的成就，相當一部分要歸功于深深嵌入了“日本核心元件—中國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場銷售”這樣一條國際產業分工鏈條，其結果是中國大量進口日本高技術產品、上游中間產品和設備，以滿足國內市場和出口生產之需，形成了中國大陸對美歐貿易巨額順差，對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和一些原料、能源輸出國逆差的格局，其中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已經連續多年分別包攬中國大陸貨物貿易逆差來源前三名。